短剧已成为当下国内影视工业中扩张最快的一种生产形态。作为传统影视工业中心，横店在这一转型中承担了压缩最剧烈的一环：三到四天完成一部剧、场次按分钟切分、演员按“前缀”分层计酬；2026年上半年Seedance 2.0等AI视频生成模型的成熟，更使AI漫剧公司在半年内蔓延至整个东阳市区。
由此浮现出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悖论：从业者普遍抱怨行业过剩、待遇低廉、等级森严、被AI加速替代，却依然主动进入并在其中形成难以脱离的依附状态。此一现象可概括为“过劳自愿性”（voluntary overwork）：在过劳的劳动条件下，劳动者未表现出退出倾向，反而以主动性维系着结构对自身的持续榨取。既有青年劳动研究多聚焦平台劳工与内容创作者等显性数字劳动，对影视工业内部隐形化的劳动过程着墨不多；既有影视产业研究则多将短剧与AI漫剧视为技术革新，鲜少纳入劳动过程理论视野。以横店影视基地为田野，围绕演员、群演、场务、经纪人与AI从业者的半结构访谈材料，下文尝试从劳动过程、等级秩序、情感酬赏与技术替代四个层面，说明横店青年过劳自愿性的生成机制。
短剧生产逻辑是一种以效率为中心的劳动过程重构。里泽尔（Ritzer）在讨论社会的麦当劳化时，将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与非人技术控制视为工业化理性向日常生活扩张的四个维度。这一框架在横店片场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经验对应：一部80场短剧被压缩至三至四日拍完；剧本以分场脚本形式拆解为可编号、可复用的最小生产单位；演员与工作人员按“番位”和“工种”进行等级化排布；调度以压缩单场耗时为准则，破纪录被内化为剧组的日常修辞。
2018年前后是这一工业化转型的关键节点。多位受访演员将其归因于两重叠加冲击：头部资本的偷税风波与合规整顿使传统电视剧与院线电影投资规模显著收缩，宏观经济下行则使影视资本转向周期更短、回报更快的生产形态。二者共同将行业组织重心从“作品”移向“产品”、从“文本”移向“数据”。相较于韩、日、美等编剧中心制的成熟影视工业，国内生产组织的核心指挥棒已由文本质量让渡于资本回报与算法反馈，匠制传统在这一过程中被系统性稀释。
从“戏”到“产”，是组织重心与价值坐标的一次双重位移。布雷弗曼（Braverman）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不仅是对劳动时间的挤压，更是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技术性分解，将匠人所拥有的完整技艺解剖为可替换的操作单位，从而实现对劳动者的去技能化。在横店短剧的生产链条中，这一逻辑得到进一步展开：演员被剥离表演的整体性，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情绪的接通与切断；场务、灯光、化妆则被压缩为服务于流量指标的可标准化环节。片场生产装置由此呈现出高度机械化、连续运转、以生产而非创造为组织目标的样态，对应了劳动过程理论所描述的“匠人向操作者降级”这一命题。
短剧工业化的另一后果，是剧组内部等级秩序的进一步刚化。横店剧组以“前缀”为组织原则：从群演、前景、特约，至男配、女配，再至男主、女主，每一层的日薪、工时、话语权与身体规训均存在清晰而稳定的差序。身份前缀不仅规定其经济回报，也严格规定其言行边界，跨越等级被视为需即刻纠正的越界。
这一秩序的经济表达具有很高的差异强度。田野访谈中一位场务的日薪构成如下：试岗期70元，转正后140元，需再由所属公司抽取20%中介费；日工时通常14小时以上，超时每小时加10元。公司制群演日薪徘徊在100至130元区间，而主演男艺人行价可达每日12000元，即便凭借人脉压至2500元，仍是剧组预算中最大的单项支出。男主的位置与群演的位置之间的经济距离可达一百倍以上，这一差序不仅反映劳动力市场的自然分化，更内嵌于短剧产业以“流量顶点”为定价参照的畸形分配结构。
等级秩序的另一层表达是身体规训。剧组内部通行的男主工作标准为“14小时开工、6小时睡眠”，而这6小时中还需扣除卸妆、路程与古装头套拆装。仅2025年一年，横店片场即出现多起因高强度作业导致的健康事件，涉及中暑、坠河与猝死。既有对文化产业劳动的讨论多以“过劳”（overwork）为概念，横店经验对此提供了细颗粒度的注脚：过劳在此已构成等级秩序对身体规训的常态化外化，具有结构性质，其发生并非偶然。
布迪厄（Bourdieu）在《区隔》中提示，身体是一种被结构化的资本形式，姿态、语调、面部与仪态在场域中所呈现的差异，实为权力关系的沉淀。田野中一位受访员工的试戏经历为这一命题提供了经验支撑：面容在导演的当众品评下由私人属性瞬间转化为可被外部权力标定与调整的场域资本。剧组等级由此涵盖薪资差异的分布，也构成一整套关于身体、话语与位置的规训秩序。
上述劳动过程与等级秩序，构成横店青年劳动经验的物质基础。然而仅从物质结构入手，尚不足以解释为何在如此清晰的低薪、过劳与等级压迫之中，仍有大量青年主动进入并持续留驻。
福克斯（Fuchs）在延续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特兰诺娃（Terranova）关于“免费劳动”的批判基础上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之所以能长期依赖用户所贡献的隐形劳动，其关键机制在于以点赞、关注、热度与情感认同等符号性酬赏替代经济回报，使劳动者在完成劳动过程后仍能获得心理满足与自我确认；经济胁迫在其中所占比重反而有限。这一机制在横店以更为具体的形态出现：镜头构成对劳动者的核心酬赏装置。青年艺人“初次入镜后即难以离开”这一现象的社会学含义在于，路径依附主要来自“被追捧”“被观看”这一符号性酬赏所带来的自我确认，经济回报的绝对提升在其中并不占主导。家庭群聊中的截图、朋友圈的点赞、直播回放中“看见自己”的瞬间，逐步取代薪资而成为最主要的劳动动因。镜头由此不仅是劳动的结果，也是劳动的动机。
这一机制与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关于情感劳动的经典论述形成对话。情感劳动强调劳动者按雇主要求管理自身情感以取悦服务对象；横店的经验则显示，青年劳动者同时占据两种位置，既是被剧组、平台与镜头进行情感规训的对象，又是消费镜头所返还之情感认同的主体。情感在此既是被生产的商品，也是被劳动者主动收回并再投入的酬赏。
此一酬赏机制并非完全由平台或资本单方提供。田野中另一段材料指向横店劳动关系中被结构承接的类家庭功能：一位现年47岁、独自抚养青春期女儿的经纪人所签约的十余位2004至2007年出生的青年男艺人，多来自与原生家庭沟通困难的背景。经纪人与签约艺人间的日常互动，包括健康提醒、天气叮嘱、情绪疏导与陪伴性夸赞，实质上承担了原生家庭本应完成的情感照护职能，构成事实上的“母职外包”。若沿用波兰尼（Polanyi）关于社会关系“嵌入”经济活动的经典判断，则在横店片场，情感与劳动的嵌入是双向的：劳动被情感所黏合，情感也被劳动所吸收。
同一机制也在结构底层获得回响。田野中一位23岁的场务受访者先后经历过运营、剪辑、外卖、网约车、直播等多种平台化职业，其对不同行业的横向比较呈现出去理想化的判断结构：各条可选路径均被视为等价的劳动损耗，选择横店的原因在于其在“青春饭”这一劳动生命周期中能短期提供更高的现金回报与被看见的机会，其劳动条件与其他行业并无显著差异。过劳自愿性在此属于有限选项中经过权衡的路径依赖，具有主体理性；主观自觉恰恰是继续留驻的前提。
如果说前述三层结构已构成横店青年劳动经验的既有秩序，那么2026年上半年AI漫剧的规模化落地，则将这一秩序推向下一阶段。田野所访的一家AI短剧公司提供了一组说明性数据：一部真人短剧最低成本约10万元，一部AI漫剧在不计人工成本前提下可控制在3至5万元；单位时长视频生成成本约每秒一元至十元，一名从业者一个月即可独立完成一部剧集。服化道、场务、灯光、化妆等岗位由此被大范围压缩；场景、道具、人物形象则被算法一次性虚拟化。
AI生产工具的成熟直接构成对国内偏高演员片酬结构的技术性压制：资方以极低边际成本获得对内容生产的完全控制权。对青年演员而言，此过程意味着此前所依附的等级链条正从底端向上逐级瓦解，群演、前景、特约等原本作为进入通道的岗位被算法直接取消，主演片酬也因供给端技术性扩容而承受下压压力。
与好莱坞演员公会通过2023年罢工推动肖像权与AI使用权行业规则明文化的路径不同，中国影视工业因长期被置于宣传属性而非核心经济利益结构之中，缺乏对应的制度性谈判机制。在集体谈判缺位的条件下，个体演员所能采取的最优策略往往退化至职业生涯末段的一次性肖像权与声音权出售，面容与声音作为原本不可被完全物化的人格表征，被作为可计价、可复制、可训练的数据资产抽离而出，进入平台的算力池与训练集。
此一过程可回归至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经典论述：劳动的产物一旦脱离劳动者，便反过来成为压迫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当青年演员发现其一年前拍摄的作品被平台用于训练模型、其所签署的肖像权在AI剧集中被组合为完全陌生的角色时，“劳动产物反过来吞噬劳动主体”这一命题在算法与算力时代的横店获得了最直白的当代形态。斯科尔兹（Scholz）关于平台劳动的批评在此获得进一步延伸：平台不仅外包劳动过程，还进一步收回劳动者本人这一“最后的资产”。
综合以上四层可以看到：横店青年过劳自愿性的生成机制，源自一整套由生产工业化、组织等级化、酬赏情感化与技术替代化共同交织的结构性配置，个体理性的失效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工业化的短剧生产将青年劳动者压入“精密仪器”式的生产装置，等级化的剧组秩序以“前缀”为其分配位置与身体规训，情感化的酬赏机制以镜头与拟亲缘关系替代经济回报绑定其自愿留驻，AI的规模化落地则在其上抽取最后一层可被商品化的人格表征。四层机制之间为叠加共存关系，每一层的出现均以前一层为前提，并以其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抽取与替换。过劳自愿性由此是这一多层结构在主体层面所生成的必然效应，其性质已超出青年个体心理特征的范畴。
横店青年并非结构下的被动客体，田野访谈中的每一位受访者均对自身位置抱有清晰认知。真正值得社会学关注的问题，因而落在此种自觉之上所能拥有的替代性选项有多少；主观自觉是否具备并非争议所在。当替代性选项在四层机制的共同挤压下被压缩至极窄区间，主观自觉便不足以构成对既有结构的有效抵抗。理解这一点，也是理解当代青年隐形劳动异化与过劳自愿性内在联结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Terranova, T.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J]. Social Text, 2000, 18(2): 33-58.
[2] Fuchs, C.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3]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 Hochschild, A. R.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5] Braverman, H.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6] Ritzer, G.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M].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1993.
[7] Scholz, T.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8]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M].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9]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10] 蓝江. 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 哲学研究, 2018(3): 26-33.
[11] 燕道成, 谈阔霖. 数字劳动视域下青年参与网络内容生产的异化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4): 84-92.
